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，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、权利的存在、市场公平的存在，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、自我的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。”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闵杰
30岁以前，冯仑从来没想过，自己会和改革扯上直接关系。
冯仑在最近的一段回忆中描述，改革之初，他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“改革的吃瓜群众”行列，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、去加油、去使劲。
那段“改革吃瓜群众”的岁月，是轻松愉悦的。“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，特别兴奋，因为当时思想空前活跃。”冯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30岁以前，跟时代最大的连接，除了上班，就是大量参加社会活动，“只要有跟改革有关，跟新思潮、启蒙这样一些理论研讨有关的，都特别积极去参与”。
彼时，冯仑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工作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会像前辈一样，沿着“理论对策化、对策政策化、学者幕僚化、幕僚官僚化”的路径走下去，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普遍路径。
但没多久，冯仑离开了体制，成为自由人。他形容自己，“从车上被颠下来了”。而到了体制外，他才发现，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，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关系。
“被改革”的前半生
1977年，冯仑18岁。
这一年，正是改革开放前夜，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安排下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，恢复了高考制度。在此之前，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。
冯仑高中毕业，恰好赶上恢复高考。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，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。“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，桌面高低不平，有时一写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个洞。”
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，这是新设立的专业，首批招收了50人，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。同班同学中，有的是知青，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，而冯仑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。
本科毕业后，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。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，他通过大量阅读，建立对外界的认知，尤其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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